张晓刚
众所周知，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时期开展了毒气战，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伤害。直至21世纪初，日军遗留在中国的毒气武器以及其他化学武器仍然为祸一方，自然资源和城乡环境受到毒气污染、人员中毒的新闻屡见于报端。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所著《日军的毒气战》一书对该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扎实的研究。因此，把该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中国读者了解近代日军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暨毒气武器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军违反国际公约用毒与遗毒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不顾相关国际法规定，开始在中国战场大规模使用毒气，催泪瓦斯、呕吐性毒气以及糜烂性毒气被广泛应用于南京战役、徐州会战、武汉战役等关键战役。毒气武器的使用弥补了日本军队人数规模不足、常规武器效能较低等劣势，在打破战场僵局、压制中国军队抵抗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1938年之后，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把毒气战作为一种常规的作战手段，使用毒气武器杀害了华北、华中等地大量无辜的中国平民，犯下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
展开剩余77%相较于日军在“二战”中所犯的其他罪行，日军对于毒气武器的使用更有预谋，更有计划，且更成规模，但同时也更为隐蔽。为了逃避罪责，日军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都在极力掩盖使用毒气武器及其他化学武器的事实。在战争期间，日军高层多次明确下达命令，不允许日军在有欧美人士居住的中国主要城市使用毒气武器，避免毒气伤害到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拥有更强毒气战能力的国家的公民，以免招致毒气武器的报复。在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武器时，日军军官往往也要指示前线作战人员隐藏或销毁使用过的毒气武器、弹药，以免落入中国军民手中，成为日军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证。
日本战败后，日军将大量毒气弹药遗弃在中国战场。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吉林敦化、辽宁大连、山东青岛等地，都曾发现日军遗留毒气武器的相关证据。此外，在日本国内，日军也在平民不知情的情况下，采用秘密投弃的方式，将大量毒气弹药弃置于广岛县、千叶县、福冈县等地的沿海港口及河流。这些毒气武器遗毒深远，甚至到21世纪初，仍在威胁和影响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一手资料还原日军毒气战全貌
除了对毒气武器的遗弃之外，日本军方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在刻意回避曾经在“二战”中使用毒气武器的事实。具体而言，日本防卫厅在1967年至1980年间编辑出版的共计百余卷“二战”战史资料中完全剔除了日军使用毒气武器的相关内容，打造了一个日军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没有犯下使用毒气武器罪行的虚假形象。1972年，日本政府在舆论压力之下，计划对全国范围内的毒气武器遗弃、掩埋情况进行调查，但实际上只调查了8处遗弃地点，且未公开详细调查内容。至于日军在中国等地遗弃、掩埋毒气武器的情况，日本政府直到21世纪初仍在推脱、回避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也从未就相关问题向遭受毒气武器伤害的中国军民及其家属作出应有的道歉与赔偿。日本政府对毒气战真相的隐瞒与回避，正是日军的罪行长期不为世人所知的重要原因。
那么，日本学术界是如何看待日军毒气战这一敏感问题呢？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粟屋宪太郎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就已经开始挖掘史料，搜集证据，对相关问题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以大量一手资料以及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新发现的有关日军毒气战的重要史料为基础，对相关问题展开了严肃、认真的实证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吉见义明教授真实地还原了日军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使用毒气战罪行的全貌，体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
吉见义明教授是日本著名近代史专家，长期关注日本战争责任、日本的战时社会等相关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搜集了大量有关日军“慰安妇”的资料，并于1992年在媒体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吉见义明教授明确指出，“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与国家对个人的赔偿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不但要道歉，还应当积极对个人进行赔偿。”
除了在“慰安妇”问题上持续不断地开展研究之外，早在1984年，吉见义明教授就在日军战史资料中发现了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撰写的《攻占武汉战役中的化学战实施报告》。之后，他又与粟屋宪太郎教授共同执笔撰写了《毒气战的真相》一文，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其长达近40年之久的对日军毒气战的研究工作。而这本《日军的毒气战》正是吉见义明教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呕心之作。
深刻批判毒气战的危害
吉见义明教授的研究时间跨度极长，研究范围亦很广，涵盖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军对毒气武器的认识和研发，以及对当时限制毒气武器相关条约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俄国革命时期，日军对毒气武器认识及态度的转变；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生产与装备；1930年“雾社事件”中尝试毒气武器的实战；“二战”时在中国战场广泛使用毒气武器，开展人体毒气武器试验的事实；战败后对毒气武器的遗弃、销毁；对毒气战罪行的掩盖、推脱等。客观而言，吉见义明教授的《日军的毒气战》就是一部史料翔实、论述充分、结论可靠的日军毒气战“全史”。
阅读该书可知，吉见义明教授从“一战”之后国际社会如何形成有关毒气武器共识这一问题入手，揭示了日军在充分认识和了解毒气武器危害的前提下，是如何一方面支持限制欧洲国家对毒气武器的开发使用，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取当时先进的毒气制作工艺，发展日本毒气武器的伎俩。日军高层在禁止毒气武器与开发毒气武器“二选一”之间的犹豫不决，以及在讨论限制毒气武器相关条约时的“慷慨陈词”，充分揭示了日军对于毒气武器的危害有着清晰的认知。然而，也正是因为清楚、明白毒气武器的威力，才令军国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日军不惮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研发毒气武器，并固执地将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投入战场。
质言之，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是中日人民共同的敌人，必须给予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而走和平发展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应是中日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不断追求的理想和愿望。
（作者为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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